雍正二年注定是暗涌澎湃的一年。从年前开始，就已经有各种迹象显现出来。

起因说起来正是雍正元年之初，胤禛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往赴军前为名，将胤禟发遣西宁任职。胤禟在京城牵挂颇多自然是不愿去的，所以托辞数次请求暂缓行程，但都未获准，于是只好不甘不愿地去了。

年前时，胤禛又利用手上粘杆处收集的各种罪证发落了胤禟身边最得力的三个亲信，几乎算是将胤禟孤立起来。

这些原本也只是新帝即位后整肃异党的惯用手段，也是对皇室宗亲的一种警示，让这些曾经觊觎过皇位或者有过小动作的人予以收敛。如果胤禟是个聪明隐忍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学会示弱服软，先做到明哲保身，再徐徐图之。然而胤禟却是非要在风头浪尖上顶着干的的性格，劝不回来不说，还天真的以为胤禛不会冒着落下残害手足的话柄对同胞兄弟下手。

在除夕夜见过小顺子后，我就知道胤禟一如前世的宿命之轮已然开启。

出了正月，进入二月，天气渐渐转暖，往来京城的官道也变得热闹起来，各种消息随着往来京城的人群传递扩散，唯有偌大的皇宫内却一如既往的平静枯燥，在朱墙黄瓦的深宫中，宫外的消息总会迟上许多。

景仁宫内，如往常般起了个大早与钱氏一起用过早膳，遣退了屋里伺候的人，二人说起了景仁宫的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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