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洛阳一待就是几个月，新年在即，仍不肯起驾回京，反而热衷于发布圣旨，一道接着一道，任命了大批新官员，同时不停地召见留守京城的重臣，每次只见一位，除了宰相，三品以上的实权大臣，几乎都被叫到。

皇帝的应对之策由此变得清晰。

挨个召见大臣，是为了分化朝廷，这一招确有效果，同在京城的时候，大臣们十分团结，一旦分处两城，中间隔着函谷关，免不了彼此猜疑，只要是被皇帝见过的人，都要向同僚“自证清白”。

但大臣还是慢慢分化了，原兵部尚书蒋巨英调任大将军府掌印官，专职调查兵奴一案，一有人来说情，他就双手捧出军令状的副本给对方看，“本官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你说，我该怎么帮你？”

皇帝的另一招则让大臣们更加头疼。

新官员都是皇帝亲选的人才，品级不高，却被安插在重要部司，这些人有皇帝撑腰，个个都很狂傲，以未来的尚书、侍郎自居，一上任就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令上司极为不满，同时也心怀忐忑。

京城大臣多已上交请辞奏章，皇帝扣留不放，原来只是缓兵之计，只待亲信成熟，就要将大臣全换掉！

没有几个人真心想辞官，皇帝只是要求释放私奴，并没有没收田宅，如果丢掉官位，损失可就大了。

大臣开始“反击”，做法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暗示手下的老吏可以怠工，皇帝既然派来了新官员，就让他们干活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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