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松斟酌道：“那我就简单说说县级职能机构的运作方式。在中国，县级政府机构基本上实行的是三级直线制。也就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全盘工作一把抓，分管领导按分管职责对分管部门实施计划、指挥、监督、协调，具体部门在总的目标任务下，在分管领导具体指挥下实施工作方案……。”

卡曼道：“这种政府组织架构，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机构的领导者是个平庸之辈，很容易造成整个机构运行效率低下，而且三级直线管理模式增加了管理层级，增大了信息传递失真度，降低了反应速度。”

哈维反驳道：“不不，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增加了管理层级，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管理幅度，使一、二级管理者分工明确，能充分有效地行使职责。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未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必将更注重其专业化、专职化。”

卡曼苦笑着耸耸肩，道：“瞧，我们本来是吃饭的，现在又辩论起来了。”

哈维道：“辩论使人清醒，使人进步，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如果没有了辩论，人就沉沦在自我之中。”

傅松怕两位教授真的来一场晚餐辩论会，连忙岔开话题，用一种请教的语气问道：“哈维教授，您作为地理学家，为什么会从地理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研究？”

哈维放下刀叉，用餐巾擦擦嘴，道：“我个人从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学科，我只是喜欢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有趣问题。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比较关注空间、地理、地区环境的演变过程，这些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后来我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植入地理学学科，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看待社会上的地理位置、空间、环境的演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内在具有地理方面，如果将地理因素剥离掉，单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那将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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