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当楼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洋人似乎特别钟爱“贝当”这个词，他们来到中国后，就为当地的街道，建筑，甚至酒馆，都起上“贝当”这个名字。

也许，这位法国一战时候功勋元帅自己也没料到，若干年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所有外国建筑都将被迫改名，只有在中国还能留下自己名字的一点痕迹。

耿朝忠走上了这座西式小楼的二层，司徒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这司徒雷登的校长办公室甚是简朴，除了一排书架和几个花盆，并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装饰，两张办公桌后面，一位是司徒雷登，正在看书，另一位则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低头写着什么。

看到耿朝忠进来，司徒雷登立即站了起来。

“周先生来了？吃了吗？”

司徒用一种特有的中国人的方式与耿朝忠打招呼，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他，早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只有在去美国募捐善款的时候，他才会再次利用自己的外表，化身为一个“正宗”的洋人。

“吃了，慈济院的饭菜还不错，”耿朝忠笑着回答，“谢谢司徒先生的照顾，老人有了安顿，我的心也放了下来，现在只觉得人生何处不自由，真的是畅快极了！”

“哈哈，周先生是个好人，也是个妙人，”司徒笑道，“我刚才问了一下我的同事，您中意的图书馆管理员职位已经有人了，不过，他还缺一个副手，我想问一下，您愿意担任燕京大学图书管理员协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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