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微微一笑，看着群臣，心里思量了一会，继续道：“诚如晁公所言：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晁错和贾谊两人先后所上的针对工商业与农业问题的奏疏，也是刘彻敢说商人于国不无裨益的底气所在。

其实，在汉室，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以来，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到了商人是怎么迅速膨胀起来的。

于是，怎么处理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怎么定义两者在国家行政中的地位，就成了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

在这个问题上，装鸵鸟，显然不是刘氏的思维方式。

而且，天下人又不傻。

这经商致富，毫无疑问比种田有前途得多了。

那怎么控制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速度就成了摆在每个政治家面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贾谊、晁错，算是开路先锋。

这两者的思维和思路，奠定了汉室对于工商业与农业政策的基调。

正如晁错在十几年前的那道贵粟论中所言，想要让天下人，特别是农民都去种田而不去经商，单单靠拼命喊种田好啊种田好，就是种田好，是没用的。

得让老百姓知道种田的好处！（以开其资财之道）

因为百姓的治理是很复杂的事情，统治者应该知道，百姓追逐利益，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欲望，就像水向下通过低洼流向东南西北一样（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这就是贵粟论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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