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被有些人抓住机会蛊惑造谣，在抓捕了薛永恒全家后，他立刻将派人去聘请了大量的文人墨客。

由他们来为自己撰写公之于众的告示，将前后经过，以及道德大义名分，全部写的清清楚楚，冠冕堂皇。

并将皇帝的圣谕内容，也专门挑选了一些写在告示之上，比如这违抗谕令的，应该怎么处置，他李之才，又能不能处置。

这一番操作，可以说堵住了许多人的嘴，至少他不会被某些人说成蓄意造反，兵变乱党之流了，名分是正义的。

而且这告示就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街道各处还有专人在那里无时限的宣读，不管你识字不识字，都能够清楚的知道，今日之事所之为何。

而这些善于鸡蛋里挑骨头，死命钻牛角尖的士子和读书人，自然是知道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和怨恨，在行刑之前和行刑过程中一言不发的原因。

见李之才提起了告示内容，这些年轻的士子也聪明的没有去接这个话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争论不过的。

他们只能去挑刺，寻找李之才的行事漏洞，和他有违公允的做法行为。

而他们之所以敢于站出来当众与口伐李之才，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漏洞，有了胜利和翻盘的希望。

这个漏洞，就是大明朝从未有过的，军队执法，且不经审问和核对罪名就直接处以极刑的做法。

尤其是这对妇孺老幼一并痛下毒手的行为，毫不夸张的说，在他们的认知中，这已经是引起了人神共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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