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泰此人历官精敏强毅，也算是个能臣，但用兵非其所长，所以在担任辽东经略后，他认为熊廷弼持法太严，便“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这样一来，官将再次开始吃起了兵血，士伍的训练强度也大大下降，于是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再次低落了下来。

可袁应泰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对敌情也不作侦查，一厢情愿的提出“三路出师”，主动进攻后金的策略，并且毫无警惕的招降蒙古饥民，以至于当时就有人指出“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莫测”。

但袁应泰坚持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

说起来，袁应泰的这个判断并没有太多的问题，要知道明万历四十三（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时，后金方面已编有了蒙古牛录七十六个（每个牛录100~200人），并将部分蒙古人直接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满洲大臣下面。

所以，出于不让后金方面进一步征募蒙古牧民充当军伍的目的，袁应泰招降蒙古饥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袁应泰无视下属关于蒙古饥民可能已经为后金所用的提醒，把收降而来的蒙古人“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这样就为接下来辽沈失陷预埋了隐患。

天启元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并攻陷了作为沈阳屏障的奉集堡和虎皮驿，随后又进逼沈阳城下；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一向布置有重兵把守，此时由总兵贺世贤与尤世功驻扎，对外号称“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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