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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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后几年内,埃文和查理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因为相隔遥远,所以寄信和收信之间常有几个月延迟,总共只有不多的几个来回。
查理斯原本已经决心回国后求职商务印书馆,他常向埃文说起上海东方图书馆之馆藏珍品,值得所有人的重视与钦佩。只是正在他回国前后,这些都毁于日军炮火。这对查理斯是巨大的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书斋内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是不是应该走向社会中,做些更切实的事情。
而埃文也隐隐察觉时局的微妙变化,感到不安。
1934年深秋的周末,埃文下楼寄出给查理斯的回信时,看见信箱里有一封陌生的来信。
信封的款式陈旧,上面只写了一个“霍克”的姓氏。
他把信带回房间,用裁纸刀打开封口,发现这是祖父从法兰克福寄来的。祖父,也就是施耐德夫人的父亲,那就暂且称他为施耐德先生,又由于他长期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我们又可称他为施耐德教授。
这个埃文未曾谋面的亲人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目前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施耐德夫人病情不断恶化,丧失清楚神志,难以自理生活,而自己衰朽,没有精力照顾。字里行间没有流露任何乞求救援的意思,更多像一种公事公办的通知:如果还想见你的母亲一面,现在恐怕时机已经到了。
母亲,在埃文少年时离开,过了十余年,又再次以毫无防备的方式,重新进入他的生活。当时埃文关于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混杂,好像是那个谆谆教导的温和妇人,又或是歇斯底里的谵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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