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桢在鸡鸣声中睁开眼睛,窗外天色蒙蒙亮,厢房里却仍黑乎乎的。
借着窗外的天光看了一眼枕头边的上海手表,还不到6点,从留着余温的土炕上爬起来,掀开炕席,摸了摸压在席下的棉衣棉裤,运气不错,已经焐干了。
笨手笨脚地穿上臃肿的棉衣,赤脚来到灶台旁,拿起放在马扎上的棉鞋和袜子,烤了一夜,袜子和鞋面完全干透了,不过里面还有点潮,咬咬牙还是穿上。
小院里一片安静,谭山两口子还没起床,看来昨晚谭山喝得确实不少,估计这时肯定躺在炕上喊头疼吧。
林维桢没有马上出去,而是反身回到里屋,站在炕边,四下打量着自己的家当。
一床用了四五年的被褥,摆在地上的脸盆,里面放着毛巾、香皂、刷牙缸和牙刷,一只木质行李箱,堆在炕尾的两摞书,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轻轻地摩挲着木质行李箱,箱子有年头了,表面磨得光滑无比,打开箱子,最上面是两套单衣,下面是几件内衣,最底下是一本棕色牛皮笔记本和一只派克钢笔。
老旧的箱子、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就是父亲下放边疆临行前留给自己的所有东西。
钢笔林维桢熟得很,前世用它写了一辈子的字,把玩了一会儿,将钢笔小心翼翼的放回原处,拿起厚重的笔记本,揭开铜制扣子,翻开扉页。
看着上面父亲写给自己的寄语,林维桢不由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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