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流入中土，几百年间其实始终未有起色，哪怕在三国战乱频频的时期，虽然佛教徒的活动痕迹增加，但因其佛理经义本就悖于人们惯常意识，没有出色的人物出现，也没有政治层面的推动，因此仍然只是疏于正途的异说番教。

佛教学说真正为上层社会接纳，还要到西晋时，这个时期玄学空前繁荣，佛教中的般若学推崇性空论，作为一个玄学的补充而存在。

等到五胡乱华，在北地佛教便有了独立于玄学之外的契机。那些起于边蛮的胡族首领们对于同为番教的佛教自有一种特殊情愫在里面，加之佛教的一些主张也颇利于其统治，因而得以被大规模推广。此时北地最为出名的高僧佛图澄，便是后赵石勒的座上宾客。

而在江东，佛教仍然没有摆脱玄学附庸的尴尬处境，并不具备独立成教的影响力和实力。最起码沈哲子在吴中乡间，并不怎么见到有多少佛教徒，此时大约还仅仅只是上层社会一股风潮。

坐在露台上的那位高僧竺法深，面貌清癯，衣着并不是沈哲子所熟悉后世那种僧衣袈裟，而仅仅只是时服素衣，只是头顶受戒而已。时下僧人之姓随师而行，若承天竺者则以“竺”为姓，若承月支者，则以“支”为姓。至于佛教徒以“释”为姓，则要到稍晚一些的高僧道安才有此议。

此时竺法深在楼上所讲的内容，也并不是沈哲子有了解的经文，而是时下影响力颇大的《放光般若经》。至于佛教比较重要、倡导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为佛的《法华经》，现在压根还没有翻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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