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洛很清楚《澶渊之盟》的危害，不在于这个盟约的本身如何，而是这个盟约带来的毒副作用。

他之所以在朝会上借修《宋史》谈起《澶渊之盟》，就是给大臣们上一课，告诫他们：国虽大，忘战必危！

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要保持敢战之心，能战之兵。

李洛认为，《澶渊之盟》后宋辽百年和平，其实盟约本身的作用并不大。

两国的确保持了长期和平，可真的只是《澶渊之盟》的作用么？

只要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简单。

宋朝当然是不想再打，也不敢再打。宋廷上下对契丹的畏惧，使得宋太宗北伐大败后再也不敢北伐契丹，一心求和苟安，是不会主动挑事的。

君子嘛！

为此，宋廷严格约束边疆百姓，让他们千万不要得罪契丹人，还禁止一向尚武的边疆百姓“禁习弓马”，免得契丹“误会”。

契丹人越界，也会被边境官吏好说歹说的礼送回去。可要是宋人敢越界，那不好意思，官吏一定会严厉惩办，还是免得契丹“误会”。

所以宋辽边境，其实很不平等。这在宋人诗词和笔记中都有记载。

所以无论有没有《澶渊之盟》，宋廷也很难主动出兵挑事。

那么契丹为何要遵守盟约呢？

契丹不南侵，和宋廷的原因完全不同。

宋廷是不敢，也不能。

契丹是不能，而不是不想。

《澶渊之盟》固然约束了契丹的南侵，可绝非唯一的制衡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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